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日前一次有关G20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国自担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旨在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极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中国路径”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G20其他成员国经验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条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金融新秩序
2016年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部分与会代表。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主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的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件。”前述央行人士说，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下称《议程》）。
　　《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纵观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
　　G20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成员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并不顺利。
　　2008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追溯至2008年华盛顿峰会上，G20承诺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弥补导致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场情绪一度很悲观。加之6月底，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再次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完善各国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前述央行人士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其二，健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受访专家说。
　　五大金融议题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会聚焦于至少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2016年1月IMF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IMF改革可谓一脉相承。2015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也都是在G20层面构造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风险点，也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负担。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和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
　　“G20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前述人士介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认为，近几年G20峰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给予了关注，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今年的G20框架下，中国与G20各方、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关注宏观审慎政策，提炼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要素和良好实践，为各国政策制定提供指引。
　　结合8月25日发布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内容，当前G20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仍然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尽管美国国会已于2015年12月通过了2010年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但实质上并未根本解决IMF投票权分配和内部治理中的所有问题;
　　二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改革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由于各国具体的金融结构、法律体系、银行业特征及运行现状、银行监管等实际情况不同，影响了落实的同步性;
　　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在短期内难以动摇，美元汇率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特别是2015年以来多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并避免市场过度波动，成为各国货币当局普遍面临的难题。
　　重要步伐
　　“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在他看来，中国会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在更高层次并更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会加快推进我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实力和经营能力，同时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实现我国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蜕变。
　　二是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亚洲地区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开展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担任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的有利时机，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会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包括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增量改革，发展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四是会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承担新兴经济体大国家的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共建、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大国协调等模式和途径，努力推动形成以G20为全球治理主导机制的共识。
　　五是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跨国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对象的中长期资本跨境流动，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角色，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G20杭州峰会显然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除了会按照既定日程进行，会议还会完成金融监管框架等一系列剩余的重要工作。”前述央行人士说，比如完成巴塞尔协议Ⅲ一揽子政策，制定适用于国际活跃保险集团的全球保险资本标准，加强抗风险能力和处置机制建设方面的指引，提高金融机构可处置性等。
　　也正因此，G20杭州峰会之前，中国邀请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一同出席G20杭州峰会，使得本次峰会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大力提升了G20杭州峰会的代表性。这对于解决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各种问题，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