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这个词现在虽已家喻户晓，但是这个词所代表的产业，却未必人人都很清楚。以公认的存贷业务为标准回顾历史，会发现金融业自产生以来走了四代。虽然至今还有“四世同堂”的业务，但现代的新金融已是今非昔比，面目全非。

　　晋商的金融业源于钱庄，钱庄金融作为第一代，业务模式的特点是“有贷无存”，是合伙人(或称相与)集合了自有资金对外放贷。这种运营模式，以有限资源对无限风险，所以必然居安思危，抬高借贷利息，从而成为放高利贷者。于是这个产业总是上不了台面，少数人以“藏”为立业之本，在世并不受人尊重，死后也就无人纪念。
　　票号金融和钱庄的差别在于“无存无贷”，经营的是货币汇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流动性。经营货币的流动性是金融业的第二代，它放大了金融业的版图，把立业之本的“信”字从信贷变成了信用，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经济产生了。此外，货币的流动由于有信用为补充，又产生了虚拟货币的流动性，这是现代金融业成为虚拟经济的源头。
　　货币金融由点及面，脱离了自有资金对业务规模的限制，开始经营别人的钱(Other People's Money)。从经营自己的钱升级到经营别人的钱，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但是在中国，这个飞跃却使晋商跳进了火坑，葬送了晋商的金融业。因为当时有货币流动性需求的最大客户是清政府，晋商把政府引进了金融市场，这就败局已定。当时的清政府“客大欺店”，又不讲信誉，赚钱的生意自己做，赔钱赖账还要抓人。从此晋商一蹶不振，中国金融业演变为财政金融，成为政府的垄断行业。从清政府开办户部银行开始，民间金融的末日就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乔致庸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实在应该被解读为引狼入室的罪人。
　　世界金融业的另一个源头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是现代商业银行发源地。荷兰人把经营信用的货币经济进化为银行金融，和钱庄票号相比，银行金融的主营业务是“存贷差”。由于有了机构的信用，有了吸收存款的功能，存贷业务和货币的流动性使得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完全脱离了自有资金的限制，以无限资源应对无限风险，但是在风险降临之时，可以通过银行信用和虚拟流动来化解风险，度过危机。
　　银行经营存贷差收益的风险不仅可以隐藏在流动性的背后，而且可以通过放大经营规模而化险为夷。于是，银行经营信用又成为放大经营规模的手段，无限风险的压力反过来成为吸收无限资源的动力，危机一词从此成为危险和机会的组合，甚至成为超级金融家的最爱。银行业的每一次危机，几乎都以大规模的兼并重组结束，其结果是银行越做越大，逐渐成为国家或社会的神经中枢。
　　银行金融顺风顺水，一度所向披靡。但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水平线之上的时候(通常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金融生态会产生突发性的恶化。这时会出现存方钱多人傻，贷方钱少人精。银行开始发愁钱太多了，不断存入的储蓄迫使银行寻找越来越少的贷款对象。结果，金融生态的失衡表现为存贷失衡，银行必须另辟蹊径，化解存贷失衡的风险。于是金融业开始意识到：储蓄如蓄水，投资如泄洪。如果不能把一部分存款人改造为投资人，投资人再产生出创业者，存贷失衡带来的金融生态恶化就会动摇金融业的生存基础。现代金融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就是金融业的第四代：证券金融。
　　证券金融时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从过去消极等待或寻找贷款客户转变为自行“制造”贷款客户，从而使日益恶化的金融生态恢复平衡。银行除了开发消费信贷业务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化解银行金融本身的生存危机，这就产生了银行业的三个证券化银行股权的证券化以分散风险：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以放大信用；中间业务的证券化以创造客户。银行业的三个证券化和金融生态的恶化是金融业从银行金融走向证券金融的转折点，也是金融产品进入大众消费的开端。
　　当金融走进大众消费之后，社会中的人开始分裂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其实来源于人的多面性，来源于金融业对自然人的改造。金融化的人生轨迹逐步形成五个阶梯：存款人(普通人)―贷款人―投资人―创业者―捐赠者。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把比尔・盖茨、巴菲特、索罗斯等等偶像化为生活中的理想人物之时，自己就已经站在了投资者的台阶上仰望前方，因为这些传奇人物的真实身份正是伟大的投资家、创业者、捐赠者。新金融是什么?它不再是少数人的钱庄票号，而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金融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